| 2003年6月15日 | 閃亮的日子 |
難得有一天留在家，我爭取時間做一些自己的事。今天終於完整地看完《天安門》，以前看的只是十數分鐘，沒頭沒尾。
在我們這一代人，著緊六四的，很稀少。其實，應該這樣說，著緊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人，罕有，甚至連關注中國社會民生發展的人，隨時被視為火星人。
成年人埋怨社會風氣愈趨個人主義，不過是逃避反省自己一手一腳建構的歷史。正如有條件卻從不讀書的父母，責罵躲懶的孩子一樣欠說服力。有人說德國哲學的精神在於描劃一個時代的精神，從總結中反省，再由反省到開拓，德國這個民族就是這樣著重從具體處境裡提煉出文化的精華，進行抽象的思維工作。意識到中國民族文化的沉重，今天的知識份子如何總結這個複雜混亂的時代？念及此，恐怕不少人都變得沉默，或者，確切地說，是默哀。
有一次和朋友談及六四，（其實我覺得「六四」應稱作中國一九八九民運，或者如學生們自稱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從名稱上或可反映歷史知識的貧乏），他說他對民族主義很反感，理由是他不認同憑著血緣愛國。省卻對民族主義的討論，愛，本身不成理由嗎？何以要找一個能說服別人的理由來支持自己？情況如同愛自己的母親，卻要找理由來說服別人愛自己的母親一樣荒謬。或許他不滿的，是民族主義或多或少由後天社會文化所建構出來，恐怕沒有任何生命主體存活於任何社會文化之外，當然，我們難以證實民族主義先驗地存在，然而，這並不能構成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正如資本主義也並非先驗地存在，但這也不是足夠理由批判資本主義邪惡，或人們相信資本主義為不理性。要批判人們所信仰的民族主義，我認為至少得弄清楚兩件事，民族主義在具體語境裡的意思，和社教化過程裡人的主體性如何被限制。
另外，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經常被今人批評為盲目衝動，缺乏策略，甚至落得不理性的評價。我認為要回應這種批評，可以為運動的動機和成效作出必要的分疏。運動被鎮壓，不少學生、工人和平民被殺（有的批評者甚至不承認有人在廣場內被殺，我認為從參與者的憶述、受害者家屬、影像紀錄和事件重構等至少四方面可否定這種論斷），沒有達至其預期的成果，即要求反官倒、黨國民主化等，短期內政府拒絕採納，就此而言，運動是失敗的，而就運動過程裡的學生領袖由較溫和派轉向較激進派和對官方的策略估算錯誤等，也是學生的思慮不周。然而，這些批評者卻迴避討論運動的基本訴求，即要求反官倒、經濟改革、黨內民主和個人言論和出版自由等等，而對獻身社會運動的學生工人平民的情感投入，希望透過大規模的實際行動來喚醒全國。我感到，某些批評者根底裡有著對純技術主義的膜拜，認為具備適當技術便能使社會運動成功，答案恐怕只有實際經驗才能給予。
我想，朋友一定認為我是民族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這沒多大關係，立場宣示不能多大代表背後的思考歷程。有一次和師兄談起讀書時，我大膽地在他面前說我很想研究中國思想史，並為中國文化的前途下了一個斷語，中國文化的前路必須透過認識西方文化而開拓，一時間豪情壯語。我始終是青年人，間中會酒後失常。
豪情的時候，聽聽羅大佑，或許可讓激情沉澱，積蓄起悲憤的力量。
「我來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輕輕的唱 你慢慢的和
是否你還記得 過去的夢想
那充滿希望燦爛的歲月
你我為了理想 歷盡了艱苦
我們曾經哭泣 也曾共同幻想
但願你會記得 永遠的記得
我們曾經擁有閃亮的日子」